目录 1 拼音 2 概述 1 拼音 zhōng yī nèi kē xué de fā zhǎn
2 概述 祖国医学中原来无内科之称，内科是近代逐渐兴起的学科名称。在祖国医学的传统概念中，除去特殊标明而独立出来的专科如妇、儿、口齿、眼、正骨等科之外，其余的病证几乎均隶属于内科。
中医自古以来就强调整体观念，把人体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不仅强调人体内部脏腑、外部苗窍以及经络联成一个整体，而且认为人体与自然界也处在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中。人体的任何病证表现，都是整个机体由于病理变化而反映出来的局部变化或整体变化。这也就是中医所强调的“有诸内，必形诸外”的整体思想的真实涵义。因此，中医的内科，是其他任何一门临床科学的基础。从广义的概念看，中医的理论核心辨证论治的全过程，也应属于内科学的范畴。由于科学的高度发展，辨证论治中的辨证部分已经成为诊断学科，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而剔除了其他各个专门学科以后的中医内科，也就是狭义的中医内科，则只包括时病及杂病两大部分，前者指伤寒及温病，后者则为与脏腑经络相关的各类病证。
先秦时期，在《黄帝内经》形成之前，对内科病症的认识，多是零星的片断材料，如甲骨文中有病蛊、病首（头痛）等，先秦诸子文献中也有疾疫、疟寒疾、咳上气疾……等等，《周礼·天官》中所提到的疾医，实际上就相当于当时的内科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可以认为那一段历史时期是中医内科的萌芽阶段，只有较简单的认识疾病的手段，还没有系统的对内科疾病的认识，治疗方法也比较单纯。
《黄帝内经》的著成，表明在西汉之前，中医的内科学已经形成。它从内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到诊断方法，一直到治疗，都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如在时病方面，内经首先提到了一般的寒邪所致的伤寒病与“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温病，有着不同的发病机理;《内经》中所述的杂病，则有风病、痹症、疟病、厥病、癫狂、水胀以及五脏六腑等脏腑病，总数不下百种。应当指出的是《内经》基于整体概念的认识，把各种脏腑病证通过经络的联系，与体表肢体苗窍等等病证互相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内科病证体系。例如，从有关经络篇章中所述的“是动病”、“所生病”看，几乎全身各个部位的病证都可以与一个脏腑或数个脏腑互相联系起来。也就是所谓“脏腑各有主气，各有经脉”的真实意义。例如，肝脏的疾病见证，可以有巅顶疼痛、两胁痛、目赤、面色青、颊痛、喉痛等一系列症状，这是由肝经在体内循行的路线所规定的，因为它布胁肋，连目系，下颊环喉，会于巅。
《内经》还提出了后世所谓八纲、六经等诊断时病及脏腑病证的基本原则和治疗法则，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实则泄之，虚则补之”以及治标治本等一系列治疗原则，从而为内科病证，也为其他多种病证的辨证论治制定了准绳。由于《黄帝内经》是一本全面涉及中医各个方面的理论专著，因而从内科的角度看，它还是一个不够系统的论述。
我国的第一部中医内科学专著，当推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部书经晋·王叔和的编次整理，后就把它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前者是时病的经典著作之一，它以六经辨证为纲，把伤寒证分为六种类型，对它的病因、发病机理、见证病程变化，诊断、治疗原则与方药直至预后，都做了规范化的论述和总结。它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规律在伤寒时病中的应用，从而成为中医一个历史时期上治疗时病的经典著作，也为后世的八纲辨证奠定了基础。后者是杂病的最早专著，它以脏腑辨证为纲，共叙述各脏腑病症四十余种。由于当时分科尚不够细致，书中还涉及少数妇科、皮外科疾病，但它基本上是一部内科杂病的经典作品，也为后世治疗内科杂病奠定了规范化的理法方药原则。《伤寒论》还确立了治疗伤寒病证的八法，即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该书中严谨的理法方药学术思想和诊治过程，一直是后世治疗伤寒症的典范，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学术派别“经方派”。其后，伤寒学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伤寒学派。后世在张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做了注释、发挥，历代注家不下数百，一直繁衍发展不衰。
时病中另一重要学派就是温病。《内经》中已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记载，可见当时虽已以为寒、温是两类不同的病证，实际上仍然是归之于伤寒，只是发病季节上不同而已。魏晋时期，疫疠流行，医家已经觉察到伤寒的一套内容不能完全适应所有时令病。《肘后备急方》中明确提到伤寒、温病是不同的病证，“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另行设计不同于伤寒学派常用之麻黄、桂枝等汤方的治疗方剂，实开伤寒与温病分道发展之先声。经过唐宋的酝酿及经验积累，终于在明清时代形成独立的温病学派。其中代表人物及著作为明·吴又可的《温疫论》，清·叶天士的《温热论》、吴鞠通的《温热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及薛生白的《湿热病》等。
吴又可认为温病系由杂气、疠气、异气等病邪所致，对温疫流行条件，治疗均有所论述。叶天士是温病学说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认为温病之邪是由口鼻而入，并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学说。温病学家至此提出了有关温病的病因和病机，传变方式，诊断和治疗。其中有营、卫、气、血辨证，上、中、下三焦辨证，分别表示温病之病邪深浅部位及阶段，并根据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如叶天士说：“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气转热……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散血凉血。”吴鞠通则认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其具体治法包括解表、清气、和解、化湿、通下、清营、凉血、开窍、息风、滋阴等，还十分注重温病的护理，照顾元气和保存津液。其所用具体治疗方剂，对各种温病及温疫证的辨证均有较好疗效，如温病初起之桑菊饮、银翘散，治热陷心包之安宫牛黄丸、紫雪丹、局方至宝丹等等，至今仍袭用不衰。
杂病系指内科病证中除伤寒、温病以外的各种病证而言。其专著以《金匮要略》为最早，虽则此前所见之马王堆汉墓出土医方及《武威汉代医简》等，亦掺有杂病内容，但大多为简要之方书。《金匮要略》基本上是以脏腑为纲，通过四诊和八纲等诊断手段和纲领进行辨证，并提出理法方药的全部论治过程，为后世治疗杂病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托名华佗所著之《中藏经》，系以五脏六腑虚实论证之古典著作，其理论亦基本渊源于《内》、《难》及《伤寒杂病论》。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系一部包括伤寒及杂病在内的内科急症治疗手册，其中杂病部分虽然只涉及简单的病因病机，但亦颇多行之有效之方剂，为后世创立简便廉验治疗各种病症（包括伤寒杂病在内）的典范。隋唐时期，对杂病病因病理有较系统的总结，并有这方面的专著如《诸病源候论》等的问世。宋金元时期是有关杂病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学术争鸣之风甚盛，学派形成，其中学派主要皆为杂病大家，成为后世内科杂病学派发展之始。如刘完素以火热论阐发《素问》病机十九条，倡“六气皆从火化”，并以亢害承制论阐发机体的平衡和失调诸病理变化，世称寒凉派。张从正则主张治病重在驱邪，邪去则正安，善以汗吐下等法治病，世称攻下派。李东垣强调“人以胃气为本，谓脾胃为元气之源，精气升降之枢”，从而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病机理论，认为相火为人身动气，源于肝肾，肝肾失调则相火妄动而为贼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世称养阴派。是为“金元四大家”，开杂病辨证论治百家争鸣之新局面，使明清时期之内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如温补学派，血瘀论学派等等，从而创立各种专门学说，在治疗杂病方面也各有独到之处。
2022-10-02
2 概述 祖国医学中原来无内科之称，内科是近代逐渐兴起的学科名称。在祖国医学的传统概念中，除去特殊标明而独立出来的专科如妇、儿、口齿、眼、正骨等科之外，其余的病证几乎均隶属于内科。
中医自古以来就强调整体观念，把人体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不仅强调人体内部脏腑、外部苗窍以及经络联成一个整体，而且认为人体与自然界也处在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中。人体的任何病证表现，都是整个机体由于病理变化而反映出来的局部变化或整体变化。这也就是中医所强调的“有诸内，必形诸外”的整体思想的真实涵义。因此，中医的内科，是其他任何一门临床科学的基础。从广义的概念看，中医的理论核心辨证论治的全过程，也应属于内科学的范畴。由于科学的高度发展，辨证论治中的辨证部分已经成为诊断学科，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而剔除了其他各个专门学科以后的中医内科，也就是狭义的中医内科，则只包括时病及杂病两大部分，前者指伤寒及温病，后者则为与脏腑经络相关的各类病证。
先秦时期，在《黄帝内经》形成之前，对内科病症的认识，多是零星的片断材料，如甲骨文中有病蛊、病首（头痛）等，先秦诸子文献中也有疾疫、疟寒疾、咳上气疾……等等，《周礼·天官》中所提到的疾医，实际上就相当于当时的内科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可以认为那一段历史时期是中医内科的萌芽阶段，只有较简单的认识疾病的手段，还没有系统的对内科疾病的认识，治疗方法也比较单纯。
《黄帝内经》的著成，表明在西汉之前，中医的内科学已经形成。它从内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到诊断方法，一直到治疗，都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如在时病方面，内经首先提到了一般的寒邪所致的伤寒病与“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温病，有着不同的发病机理;《内经》中所述的杂病，则有风病、痹症、疟病、厥病、癫狂、水胀以及五脏六腑等脏腑病，总数不下百种。应当指出的是《内经》基于整体概念的认识，把各种脏腑病证通过经络的联系，与体表肢体苗窍等等病证互相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内科病证体系。例如，从有关经络篇章中所述的“是动病”、“所生病”看，几乎全身各个部位的病证都可以与一个脏腑或数个脏腑互相联系起来。也就是所谓“脏腑各有主气，各有经脉”的真实意义。例如，肝脏的疾病见证，可以有巅顶疼痛、两胁痛、目赤、面色青、颊痛、喉痛等一系列症状，这是由肝经在体内循行的路线所规定的，因为它布胁肋，连目系，下颊环喉，会于巅。
《内经》还提出了后世所谓八纲、六经等诊断时病及脏腑病证的基本原则和治疗法则，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实则泄之，虚则补之”以及治标治本等一系列治疗原则，从而为内科病证，也为其他多种病证的辨证论治制定了准绳。由于《黄帝内经》是一本全面涉及中医各个方面的理论专著，因而从内科的角度看，它还是一个不够系统的论述。
我国的第一部中医内科学专著，当推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部书经晋·王叔和的编次整理，后就把它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前者是时病的经典著作之一，它以六经辨证为纲，把伤寒证分为六种类型，对它的病因、发病机理、见证病程变化，诊断、治疗原则与方药直至预后，都做了规范化的论述和总结。它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规律在伤寒时病中的应用，从而成为中医一个历史时期上治疗时病的经典著作，也为后世的八纲辨证奠定了基础。后者是杂病的最早专著，它以脏腑辨证为纲，共叙述各脏腑病症四十余种。由于当时分科尚不够细致，书中还涉及少数妇科、皮外科疾病，但它基本上是一部内科杂病的经典作品，也为后世治疗内科杂病奠定了规范化的理法方药原则。《伤寒论》还确立了治疗伤寒病证的八法，即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该书中严谨的理法方药学术思想和诊治过程，一直是后世治疗伤寒症的典范，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学术派别“经方派”。其后，伤寒学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伤寒学派。后世在张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做了注释、发挥，历代注家不下数百，一直繁衍发展不衰。
时病中另一重要学派就是温病。《内经》中已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记载，可见当时虽已以为寒、温是两类不同的病证，实际上仍然是归之于伤寒，只是发病季节上不同而已。魏晋时期，疫疠流行，医家已经觉察到伤寒的一套内容不能完全适应所有时令病。《肘后备急方》中明确提到伤寒、温病是不同的病证，“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另行设计不同于伤寒学派常用之麻黄、桂枝等汤方的治疗方剂，实开伤寒与温病分道发展之先声。经过唐宋的酝酿及经验积累，终于在明清时代形成独立的温病学派。其中代表人物及著作为明·吴又可的《温疫论》，清·叶天士的《温热论》、吴鞠通的《温热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及薛生白的《湿热病》等。
吴又可认为温病系由杂气、疠气、异气等病邪所致，对温疫流行条件，治疗均有所论述。叶天士是温病学说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认为温病之邪是由口鼻而入，并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学说。温病学家至此提出了有关温病的病因和病机，传变方式，诊断和治疗。其中有营、卫、气、血辨证，上、中、下三焦辨证，分别表示温病之病邪深浅部位及阶段，并根据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如叶天士说：“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气转热……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散血凉血。”吴鞠通则认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其具体治法包括解表、清气、和解、化湿、通下、清营、凉血、开窍、息风、滋阴等，还十分注重温病的护理，照顾元气和保存津液。其所用具体治疗方剂，对各种温病及温疫证的辨证均有较好疗效，如温病初起之桑菊饮、银翘散，治热陷心包之安宫牛黄丸、紫雪丹、局方至宝丹等等，至今仍袭用不衰。
杂病系指内科病证中除伤寒、温病以外的各种病证而言。其专著以《金匮要略》为最早，虽则此前所见之马王堆汉墓出土医方及《武威汉代医简》等，亦掺有杂病内容，但大多为简要之方书。《金匮要略》基本上是以脏腑为纲，通过四诊和八纲等诊断手段和纲领进行辨证，并提出理法方药的全部论治过程，为后世治疗杂病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托名华佗所著之《中藏经》，系以五脏六腑虚实论证之古典著作，其理论亦基本渊源于《内》、《难》及《伤寒杂病论》。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系一部包括伤寒及杂病在内的内科急症治疗手册，其中杂病部分虽然只涉及简单的病因病机，但亦颇多行之有效之方剂，为后世创立简便廉验治疗各种病症（包括伤寒杂病在内）的典范。隋唐时期，对杂病病因病理有较系统的总结，并有这方面的专著如《诸病源候论》等的问世。宋金元时期是有关杂病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学术争鸣之风甚盛，学派形成，其中学派主要皆为杂病大家，成为后世内科杂病学派发展之始。如刘完素以火热论阐发《素问》病机十九条，倡“六气皆从火化”，并以亢害承制论阐发机体的平衡和失调诸病理变化，世称寒凉派。张从正则主张治病重在驱邪，邪去则正安，善以汗吐下等法治病，世称攻下派。李东垣强调“人以胃气为本，谓脾胃为元气之源，精气升降之枢”，从而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病机理论，认为相火为人身动气，源于肝肾，肝肾失调则相火妄动而为贼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世称养阴派。是为“金元四大家”，开杂病辨证论治百家争鸣之新局面，使明清时期之内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如温补学派，血瘀论学派等等，从而创立各种专门学说，在治疗杂病方面也各有独到之处。
2022-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