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
方剂
fāngjì
[prescription;recipe] 简称方。方指医方。剂,古作齐,指调剂。治病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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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是按照医师处方为某一位患者专门调制，并且明确指出用法用量的药剂。需要注意的是方剂不同于制剂。
在中医学中，是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在辨证审因、决定治法之后，选择适当的 中药 ，按组方原则，酌定用量、用法，妥善配伍而成。
方剂学是研究中医方剂的组成、变化和临床运用规律的一门学科，是中医学的主要基础学科之一，方剂学的内容包括方剂的组成原则、药物的配伍规律、方剂的组成变化、剂型及方剂的用法等。
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很早已使用单味药物治疗疾病。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又学会将几种药物配合起来，经过煎煮制成汤液，即是最早的方剂。战国时期的《内经》虽仅载方13首，但对中医治疗原则、方剂的组成结构、药物的配伍规律以及服药宜忌等方面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书中收载临床各科医方283首， 还记述有汤、丸、散等剂型。在《汉书·艺文志》中载有经方十一家，其中除有大量当时医家的经验方外，还有方剂专著《汤液经法》，对方剂理论进行了初步总结。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已有关于如何选择剂型的理论。张仲景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由于组方合法，选药精当，用量准确，变化巧妙，疗效卓著，被后世尊为经方。在伤寒方中所使用的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栓剂、软膏剂、酒剂、醋剂、灌肠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等，几乎包括了除注射剂以外的所有传统剂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方书著述的数量倍增，但多已亡佚。晋代仅存的葛洪《肘后方》中收载了大量验、便、廉的有效方剂，并首次提出成品药的概念，主张将药物加工成一定剂型，贮之以备急用，隋代的《四海类聚方》多达2600卷,《四海类聚单方》300卷，足见方剂发展之迅速。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载方5300首。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方6000多首。宋代出现了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太平圣惠方》， 载方16834首，《圣济总录》载方2万余首,《和剂局方》载方297首,是官方和剂局制售中药成药的处方和制剂规范，也是第一部由朝廷颁发的成药典。金元时期有刘、张、朱、李四大家。刘河间善用寒凉，著有《宣明论方》、《伤寒直格方》等；张子和主张攻下,著有《儒门事亲》;朱丹溪长于滋阴，著有《丹溪心法》、《格致余论》等；李东垣专于补益脾胃,著有《脾胃论》、《兰室秘藏》等,都对方剂的运用有所创建和发挥。宋元时期局方盛行，金元诸家又提倡不泥古方，主张临证拟方，出现了与经方对峙的时方。金代成无己著《伤寒明理药方论》，选伤寒方20首,依《内经》理论为之作解,首开为方作论之先河。明代朱组织编著《普济方》,载方61739首，为方书之最。吴《医方考》综编历代医家名方，并对其方药、见证一一作考，详析方义，为第一部方论专著。清代,方论专著大量涌现,如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罗美的《名医方论》、吴谦的《删补名医方论》、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丰富了研讨方剂的理论。为了便于阅读和记忆，这时还出现了大量方歌手册，如汪昂的《汤头歌诀》、张秉承的《成方便读》、 陈修园的 《伤寒方歌括》、《长沙方歌括》、《时方歌括》等。以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等医家为代表的温病学派的建立，创制了大量治疗温热病的有效方剂,促进了方剂学的发展。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界出现了中西汇通的新思潮，如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载方160首,立法处方均有新见解，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古代方书和民间秘方、验方进行了大量发掘、整理，并开展了中西医结合工作，在古方新用和创制新方方面都有较大发展。
组成 方剂一般由君药、臣药、佐药、使药四部分组成。“君臣佐使”的提法最早见于《内经》，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主病之为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的记载。历代医家对其含义各有解释。如元代李东垣说：“主病之为君,兼见何病,则以佐使药分治之，此制方之要也。”明代何柏斋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可见“君臣佐使”的含义是经过不断补充而逐渐完善的。君药是方剂中针对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是必不可少的,其药味较少,药量根据药力相对较其他药大。臣药协助君药，以增强治疗作用。佐药是协助君药治疗兼证或次要症状,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和峻烈性,或为其反佐。使药引方中诸药直达病证所在，或调和方中诸药作用。例如：《伤寒论》的麻黄汤，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四味药组成，主治恶寒发热，头疼身痛，无汗而喘，舌苔薄白，脉浮紧等，属风寒表实证。方中麻黄辛温解表，宣肺平喘，针对主证为君药；桂枝辛温解表，通达营卫，助麻黄峻发其汗为臣药；杏仁肃肺降气，助麻黄以平喘为佐药；甘草调和麻黄、桂枝峻烈发汗之性为使药。由于“君臣佐使”为封建政体名称，现多改称“主辅佐使”或“主辅佐引”。
方剂按照一定结构组成后，在临床运用过程中还必须根据病证的不同阶段，病情的轻重缓急，患者的不同年龄、性别、职业，以及气候和地理环境作相应的加减化裁，方能达到切合病情、提高疗效的目的。方剂的加减变化包括药味加减、药量加减和剂型更换。药味加减变化是指方剂在君药、主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兼证或次要症状的增减变化而相应地加减臣药和佐药，若因药味加减而引起君药和主证改变时，则属另行组方。药量加减变化是指由相同药物组成的方剂，由于加减其中某些药物的剂量而使方剂的功效和治疗范围有所扩大或缩小，若因药量的增减而使方剂的君药和主证完全改变时，也属重新组方。剂型更换变化是指同一方剂，由于选用不同剂型而使治疗作用发生相应变化。
分类 科学的方剂分类法是研究古今成方的组成和临床运用规律的重要手段。历代医家对此进行过多种探讨和尝试， 有按病名、证候、功效、临床分科、 方剂结构、 病因、脏腑、祖方、剂型等多种方法。 其中按病名分类的方法历史最为悠久，《五十二病方》就是最早按病名分类的方书。这种分类方法便于临床查找应用。《汉书·艺文志》中的“经方十一家”载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金创方》等，以及《太平圣惠方》、《普济方》、《类方准绳》等，也都是采用这种分类法的方书。按证候分类的方书首推《伤寒论》，内将方剂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证候变化分类，突出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按功效分类源于唐代陈藏器 《本草拾遗》，他将中药按功效分为宣、 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种，称为十剂。金代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药方论》自序中说：“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的这一观点，成为后世将中药十剂分类法引用于方剂分类的依据，对提高方剂的系统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有一定意义。明代张景岳在 《景岳全书》 中提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的“八阵”；清代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提出“汗、 和、下、消、吐、清、 温、补”的“八法”；以及汪昂在《医方集解》中提出的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痰、消导、收涩、 杀虫、明目、痈疡、经产、救急等二十二类， 均是按功效分类的。按临床分科分类首见于《汉书·艺文志》列为“经方十一家”之一的《妇人婴儿方》；《千金要方》中也有妇人方、少小婴孺、七窍病等按科分类方法。以上四种分类方法各有所长，都比较实用。现代方书多采用以功效为主的联合分类法，如冷方南等编著的《中国基本中成药》的目录部分采用功效分类法，索引部分采用三级分类：第一级按内、外、妇、儿、五官等分科；第二级按病名分类；第三级在病名之下再按证候分类。这种方法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符合中医辨证论治思想，又比较实用。按方剂组成结构的分类法只见于《内经》中的“七方”。按病因和脏腑的分类法，首见于《千金要方》。按主方的分类法，见于明代施沛的《祖剂》，书中选古方70首为主方，将其衍化方分列其后,合计达800余方，对研究方剂的变化渊源有一定价值。按剂型的分类法多见于现代中成药制剂手册，便于制剂时查找使用。
现代应用与研究 现代科学技术为方剂的临床应用、实验研究和剂型研制等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临床应用方面，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针对现代临床的多发病、常见病， 广泛使用古今方剂。对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泌尿生殖系统、运动系统、精神神经系统等疾病以及传染病、肿瘤、艾滋病等都有较显著的疗效。在实验研究方面，为提高方剂疗效，减少毒副作用，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对方剂的理论及复方药理、药效等进行了系统研究，目的在于阐明复方的作用机制,剖析药物的配伍关系,提高对复方立法组方的理论认识,以发现古方的新用途,促进新方的创制。在剂型研制方面，重点解决传统剂型中存在的问题，如煎药费时费力,浪费药材，服用不便，质量不够稳定等,制出一批疗效稳定、副作用小、服用方便的中药片剂、滴丸剂、 注射剂、海绵剂、栓剂、油剂、霜剂、 气雾剂、泡袋剂、粉针剂等，丰富了方剂的剂型。剂型研制中广泛应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如超滤技术、快崩技术、挥发成分稳定技术、冷冻浓缩技术、干法造粒技术、沸腾造粒技术、无菌灌封技术等。在质量控制方面使用了薄层扫描、 高压液相、原子光谱、 核磁共振等仪器设备，使复方逐步达到定性和定量，制剂质量不断提高。2007-07-11
方剂
fāngjì
[prescription;recipe] 简称方。方指医方。剂,古作齐,指调剂。治病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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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是按照医师处方为某一位患者专门调制，并且明确指出用法用量的药剂。需要注意的是方剂不同于制剂。
在中医学中，是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在辨证审因、决定治法之后，选择适当的 中药 ，按组方原则，酌定用量、用法，妥善配伍而成。
方剂学是研究中医方剂的组成、变化和临床运用规律的一门学科，是中医学的主要基础学科之一，方剂学的内容包括方剂的组成原则、药物的配伍规律、方剂的组成变化、剂型及方剂的用法等。
形成和发展 中国古代很早已使用单味药物治疗疾病。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又学会将几种药物配合起来，经过煎煮制成汤液，即是最早的方剂。战国时期的《内经》虽仅载方13首，但对中医治疗原则、方剂的组成结构、药物的配伍规律以及服药宜忌等方面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书中收载临床各科医方283首， 还记述有汤、丸、散等剂型。在《汉书·艺文志》中载有经方十一家，其中除有大量当时医家的经验方外，还有方剂专著《汤液经法》，对方剂理论进行了初步总结。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已有关于如何选择剂型的理论。张仲景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由于组方合法，选药精当，用量准确，变化巧妙，疗效卓著，被后世尊为经方。在伤寒方中所使用的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栓剂、软膏剂、酒剂、醋剂、灌肠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等，几乎包括了除注射剂以外的所有传统剂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方书著述的数量倍增，但多已亡佚。晋代仅存的葛洪《肘后方》中收载了大量验、便、廉的有效方剂，并首次提出成品药的概念，主张将药物加工成一定剂型，贮之以备急用，隋代的《四海类聚方》多达2600卷,《四海类聚单方》300卷，足见方剂发展之迅速。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载方5300首。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方6000多首。宋代出现了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太平圣惠方》， 载方16834首，《圣济总录》载方2万余首,《和剂局方》载方297首,是官方和剂局制售中药成药的处方和制剂规范，也是第一部由朝廷颁发的成药典。金元时期有刘、张、朱、李四大家。刘河间善用寒凉，著有《宣明论方》、《伤寒直格方》等；张子和主张攻下,著有《儒门事亲》;朱丹溪长于滋阴，著有《丹溪心法》、《格致余论》等；李东垣专于补益脾胃,著有《脾胃论》、《兰室秘藏》等,都对方剂的运用有所创建和发挥。宋元时期局方盛行，金元诸家又提倡不泥古方，主张临证拟方，出现了与经方对峙的时方。金代成无己著《伤寒明理药方论》，选伤寒方20首,依《内经》理论为之作解,首开为方作论之先河。明代朱组织编著《普济方》,载方61739首，为方书之最。吴《医方考》综编历代医家名方，并对其方药、见证一一作考，详析方义，为第一部方论专著。清代,方论专著大量涌现,如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罗美的《名医方论》、吴谦的《删补名医方论》、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丰富了研讨方剂的理论。为了便于阅读和记忆，这时还出现了大量方歌手册，如汪昂的《汤头歌诀》、张秉承的《成方便读》、 陈修园的 《伤寒方歌括》、《长沙方歌括》、《时方歌括》等。以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等医家为代表的温病学派的建立，创制了大量治疗温热病的有效方剂,促进了方剂学的发展。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界出现了中西汇通的新思潮，如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载方160首,立法处方均有新见解，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古代方书和民间秘方、验方进行了大量发掘、整理，并开展了中西医结合工作，在古方新用和创制新方方面都有较大发展。
组成 方剂一般由君药、臣药、佐药、使药四部分组成。“君臣佐使”的提法最早见于《内经》，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主病之为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的记载。历代医家对其含义各有解释。如元代李东垣说：“主病之为君,兼见何病,则以佐使药分治之，此制方之要也。”明代何柏斋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可见“君臣佐使”的含义是经过不断补充而逐渐完善的。君药是方剂中针对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是必不可少的,其药味较少,药量根据药力相对较其他药大。臣药协助君药，以增强治疗作用。佐药是协助君药治疗兼证或次要症状,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和峻烈性,或为其反佐。使药引方中诸药直达病证所在，或调和方中诸药作用。例如：《伤寒论》的麻黄汤，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四味药组成，主治恶寒发热，头疼身痛，无汗而喘，舌苔薄白，脉浮紧等，属风寒表实证。方中麻黄辛温解表，宣肺平喘，针对主证为君药；桂枝辛温解表，通达营卫，助麻黄峻发其汗为臣药；杏仁肃肺降气，助麻黄以平喘为佐药；甘草调和麻黄、桂枝峻烈发汗之性为使药。由于“君臣佐使”为封建政体名称，现多改称“主辅佐使”或“主辅佐引”。
方剂按照一定结构组成后，在临床运用过程中还必须根据病证的不同阶段，病情的轻重缓急，患者的不同年龄、性别、职业，以及气候和地理环境作相应的加减化裁，方能达到切合病情、提高疗效的目的。方剂的加减变化包括药味加减、药量加减和剂型更换。药味加减变化是指方剂在君药、主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兼证或次要症状的增减变化而相应地加减臣药和佐药，若因药味加减而引起君药和主证改变时，则属另行组方。药量加减变化是指由相同药物组成的方剂，由于加减其中某些药物的剂量而使方剂的功效和治疗范围有所扩大或缩小，若因药量的增减而使方剂的君药和主证完全改变时，也属重新组方。剂型更换变化是指同一方剂，由于选用不同剂型而使治疗作用发生相应变化。
分类 科学的方剂分类法是研究古今成方的组成和临床运用规律的重要手段。历代医家对此进行过多种探讨和尝试， 有按病名、证候、功效、临床分科、 方剂结构、 病因、脏腑、祖方、剂型等多种方法。 其中按病名分类的方法历史最为悠久，《五十二病方》就是最早按病名分类的方书。这种分类方法便于临床查找应用。《汉书·艺文志》中的“经方十一家”载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金创方》等，以及《太平圣惠方》、《普济方》、《类方准绳》等，也都是采用这种分类法的方书。按证候分类的方书首推《伤寒论》，内将方剂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证候变化分类，突出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思想。按功效分类源于唐代陈藏器 《本草拾遗》，他将中药按功效分为宣、 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种，称为十剂。金代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药方论》自序中说：“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的这一观点，成为后世将中药十剂分类法引用于方剂分类的依据，对提高方剂的系统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有一定意义。明代张景岳在 《景岳全书》 中提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的“八阵”；清代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提出“汗、 和、下、消、吐、清、 温、补”的“八法”；以及汪昂在《医方集解》中提出的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痰、消导、收涩、 杀虫、明目、痈疡、经产、救急等二十二类， 均是按功效分类的。按临床分科分类首见于《汉书·艺文志》列为“经方十一家”之一的《妇人婴儿方》；《千金要方》中也有妇人方、少小婴孺、七窍病等按科分类方法。以上四种分类方法各有所长，都比较实用。现代方书多采用以功效为主的联合分类法，如冷方南等编著的《中国基本中成药》的目录部分采用功效分类法，索引部分采用三级分类：第一级按内、外、妇、儿、五官等分科；第二级按病名分类；第三级在病名之下再按证候分类。这种方法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符合中医辨证论治思想，又比较实用。按方剂组成结构的分类法只见于《内经》中的“七方”。按病因和脏腑的分类法，首见于《千金要方》。按主方的分类法，见于明代施沛的《祖剂》，书中选古方70首为主方，将其衍化方分列其后,合计达800余方，对研究方剂的变化渊源有一定价值。按剂型的分类法多见于现代中成药制剂手册，便于制剂时查找使用。
现代应用与研究 现代科学技术为方剂的临床应用、实验研究和剂型研制等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临床应用方面，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针对现代临床的多发病、常见病， 广泛使用古今方剂。对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泌尿生殖系统、运动系统、精神神经系统等疾病以及传染病、肿瘤、艾滋病等都有较显著的疗效。在实验研究方面，为提高方剂疗效，减少毒副作用，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对方剂的理论及复方药理、药效等进行了系统研究，目的在于阐明复方的作用机制,剖析药物的配伍关系,提高对复方立法组方的理论认识,以发现古方的新用途,促进新方的创制。在剂型研制方面，重点解决传统剂型中存在的问题，如煎药费时费力,浪费药材，服用不便，质量不够稳定等,制出一批疗效稳定、副作用小、服用方便的中药片剂、滴丸剂、 注射剂、海绵剂、栓剂、油剂、霜剂、 气雾剂、泡袋剂、粉针剂等，丰富了方剂的剂型。剂型研制中广泛应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如超滤技术、快崩技术、挥发成分稳定技术、冷冻浓缩技术、干法造粒技术、沸腾造粒技术、无菌灌封技术等。在质量控制方面使用了薄层扫描、 高压液相、原子光谱、 核磁共振等仪器设备，使复方逐步达到定性和定量，制剂质量不断提高。2007-07-11
君臣佐使2007-06-27
不清楚啊2007-0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