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医之方剂和方剂的配伍原则，还是应该先从中药的配伍说起。
中药若想充分发挥其疗效，就要符合一定的配伍原则，即中药的配伍原则。
中药配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中药学中的配伍，即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将两种以上药物配合使用；二是指在方剂学中的配伍，即药物按君臣佐使的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比例。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配伍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通过配伍，能增效、减毒、扩大治疗范围，适应复杂病情及预防药物中毒，将诸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组合，达到针对病证形成整体综合调节治疗的目的。
方剂配伍的主要原则就是“君、臣、佐、使”。
“君、臣、佐、使”是中医用药的一条主要规则和许多医家长期以来经验的积累，也是中药方剂配伍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根据单味中药在方剂中的作用而确认的，根据每味药的特点进行量的增减。由于药性和比重不同，所以在选取上也要有所侧重，主要作用是为了适应复杂的病情，提高药物效果，减少其毒副作用。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神农本草经》上就有：“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剂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二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黄帝内经》有关方剂组方的理论，对后世中医组方用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是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唐代王冰是这样注解的：“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使，所以异善恶之名位。胶饵之道，当为此为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为君，佐君者为臣，应臣之为佐，皆所以赞成方用也。”金元时代的张元素和李东垣都认为“力大者为君”。明代何瑭在《医学管见》中又进一步界定了君、臣、佐、使的含义，“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明清医家对“君臣佐使”组方理论多有补充发挥，清代吴仪络道：“主病者，对症之药也，故谓之君，君者味数少而分量重，赖之以为主业。佐君之谓臣，味数稍多，分量稍轻，所以君臣之不怠也。应臣者谓之使，数可出入而数量更轻，所以备通行向导之使也。此则君臣佐使之义也”。可见历代医家对“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论述十分丰富，以它来分析、指导方剂组方可以执简驭繁以应变临床。
具体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方剂发挥作用并不是组成这个方子的每一个单味药的功能的相加，而是每一种药组合起来以后，所选取的药物在配伍当中或者取它相辅相成的作用，或者取它相反相成作用，是一个很综合的、更多于这些单味药之和的功效的发挥。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
在一个方剂中君药起主要作用自然它的药量占得最多，臣药、佐、使药，根据它们的作用不同药量依次递减，这就形成了中药配伍中特有的君臣佐使，这个规则千百年来一直被大多医家所尊奉，而运用最娴熟的就是医圣张仲景。
“君、臣、佐、使”是中药方剂配伍的一种形式，是根据单味中药在方剂中的作用而确认的。如“四君子汤”是用以治疗脾胃气虚而引起的饮食减少、大便溏稀、小便清长、腹胀、面色苍白或萎黄、语言低弱细微、四肢软弱无力、脉细或沉细等症的，其方剂是由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四味中药组成，而人参具有良好的补气、健脾、助阳作用，食欲不佳、大便溏稀、面色苍白、四肢无力、脉细等诸多证候皆是因脾胃气虚所引起，因此补益脾气则是治疗脾胃气虚的重要原则。人参在四子汤中起君的作用。白术也是健脾良药具有良好的温脾补脾作用，但效果不如人参，而且补气力弱，是一味臣药。佐药则指茯苓，茯苓具有渗湿利尿作用，同时能健脾安神，中医认为脾喜燥怕湿而茯苓能渗湿利尿，因此，此方中佐以茯苓则健脾作用更强。甘草是四君子汤中的使药，能协君药人参、臣药白术、佐药茯苓的治疗作用，同时还可将诸药引导到所需治疗的脏腑和经络，这样使治疗作用更有针对性。也有些方剂，如六一散、白虎汤等，不一定按君臣佐使的原则进行配伍，但其总的原则也是主药和辅药的关系。
总的来说，方剂中的药物正是通过“君、臣、佐、使”这一组织结构，使方剂保持了有序性、整体性、药物间的相互联系性、方证相应的动态性及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医疗法的奇妙、伟大发挥得淋漓尽致。
2019-01-05
中药若想充分发挥其疗效，就要符合一定的配伍原则，即中药的配伍原则。
中药配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中药学中的配伍，即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将两种以上药物配合使用；二是指在方剂学中的配伍，即药物按君臣佐使的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比例。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配伍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通过配伍，能增效、减毒、扩大治疗范围，适应复杂病情及预防药物中毒，将诸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组合，达到针对病证形成整体综合调节治疗的目的。
方剂配伍的主要原则就是“君、臣、佐、使”。
“君、臣、佐、使”是中医用药的一条主要规则和许多医家长期以来经验的积累，也是中药方剂配伍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根据单味中药在方剂中的作用而确认的，根据每味药的特点进行量的增减。由于药性和比重不同，所以在选取上也要有所侧重，主要作用是为了适应复杂的病情，提高药物效果，减少其毒副作用。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神农本草经》上就有：“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剂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二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黄帝内经》有关方剂组方的理论，对后世中医组方用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是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唐代王冰是这样注解的：“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使，所以异善恶之名位。胶饵之道，当为此为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为君，佐君者为臣，应臣之为佐，皆所以赞成方用也。”金元时代的张元素和李东垣都认为“力大者为君”。明代何瑭在《医学管见》中又进一步界定了君、臣、佐、使的含义，“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明清医家对“君臣佐使”组方理论多有补充发挥，清代吴仪络道：“主病者，对症之药也，故谓之君，君者味数少而分量重，赖之以为主业。佐君之谓臣，味数稍多，分量稍轻，所以君臣之不怠也。应臣者谓之使，数可出入而数量更轻，所以备通行向导之使也。此则君臣佐使之义也”。可见历代医家对“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论述十分丰富，以它来分析、指导方剂组方可以执简驭繁以应变临床。
具体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方剂发挥作用并不是组成这个方子的每一个单味药的功能的相加，而是每一种药组合起来以后，所选取的药物在配伍当中或者取它相辅相成的作用，或者取它相反相成作用，是一个很综合的、更多于这些单味药之和的功效的发挥。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
在一个方剂中君药起主要作用自然它的药量占得最多，臣药、佐、使药，根据它们的作用不同药量依次递减，这就形成了中药配伍中特有的君臣佐使，这个规则千百年来一直被大多医家所尊奉，而运用最娴熟的就是医圣张仲景。
“君、臣、佐、使”是中药方剂配伍的一种形式，是根据单味中药在方剂中的作用而确认的。如“四君子汤”是用以治疗脾胃气虚而引起的饮食减少、大便溏稀、小便清长、腹胀、面色苍白或萎黄、语言低弱细微、四肢软弱无力、脉细或沉细等症的，其方剂是由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四味中药组成，而人参具有良好的补气、健脾、助阳作用，食欲不佳、大便溏稀、面色苍白、四肢无力、脉细等诸多证候皆是因脾胃气虚所引起，因此补益脾气则是治疗脾胃气虚的重要原则。人参在四子汤中起君的作用。白术也是健脾良药具有良好的温脾补脾作用，但效果不如人参，而且补气力弱，是一味臣药。佐药则指茯苓，茯苓具有渗湿利尿作用，同时能健脾安神，中医认为脾喜燥怕湿而茯苓能渗湿利尿，因此，此方中佐以茯苓则健脾作用更强。甘草是四君子汤中的使药，能协君药人参、臣药白术、佐药茯苓的治疗作用，同时还可将诸药引导到所需治疗的脏腑和经络，这样使治疗作用更有针对性。也有些方剂，如六一散、白虎汤等，不一定按君臣佐使的原则进行配伍，但其总的原则也是主药和辅药的关系。
总的来说，方剂中的药物正是通过“君、臣、佐、使”这一组织结构，使方剂保持了有序性、整体性、药物间的相互联系性、方证相应的动态性及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医疗法的奇妙、伟大发挥得淋漓尽致。
2019-01-05
2020-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