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凭一部《伤寒杂病论》顽强地穿透历史的隧道，传播、扬名、济世、救人，而且是"道经千载更光辉"，终成一代医圣。河南南阳是医圣故里。在南阳众多的文化资源中，张仲景医药文化又是市场价值最高、行业带动力最强的优势资源，可以说，"医圣"品牌是南阳发展中医药产业的巨大财富。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灾疫肆虐的年代。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在《七哀诗》中描述了当时惨痛的一幕："出门无所见，白骨蔽于野。路有饥女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曹植则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就是南阳人张仲景生活的年代。据史料记载，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150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但不到十年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疫病，因此他立志学习医术。他起初拜同族叔叔张伯祖为师，因他聪慧过人，又勤于钻研，不多久就青出于蓝；但他成名以后，依旧好学不倦，只要得知某位医师医术高明，不惜长途跋涉，也要登门请教。
张仲景曾为长沙太守的说法广为流传。北宋林亿等校定的《伤寒论·序》注："张仲景，南阳人也，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1981年，在南阳医圣祠发现一块古墓碑---此碑后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碑座后方有隶书"咸和五年"四字，碑正中题"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之墓"， "咸和五年"是公元330年。
传说其为长沙太守时，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即停办公事，在大堂上置案诊病，称为"坐堂"，故至今仍有药店称"堂"，如同仁堂、长春堂、胡庆余堂等；药店应诊医生为"坐堂医生"。后世尊称仲景为张长沙，其方为长沙方，亦源于太守之说。
有关张仲景医术卓绝的传说甚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为王粲（仲宣）诊病一事，"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所言。"中医知人生死，神乎其技。但"五石汤"既然如此之神，为何张仲景医书中并无记述，不能不让人生疑。不过，此事倒反映了张仲景"不治已病治未病"、重治不如重防的观点。 这一轶事在《甲乙经序》、《太平御览》中有过不同版本的记载。
传说张仲景到桐柏山采药，遇一人求诊，曰："子之腕有兽脉，何也？"其人实告："吾乃老猿也。"仲景以囊中丸药与之，一服即愈。老猿知恩图报，翌日扛一根木头送给张仲景，说："此万年桐也，聊以相报。"仲景用这块木头做了两个古琴，一曰古猿，一曰万年。诊治桓帝
《神仙通鉴》记曰：元嘉冬，桓帝感寒疾，召玑（机）调治。病经十七日，玑（即：机，张仲景名）诊视曰：正伤寒也。拟投一剂，品味辄以两计，密覆得汗如雨，及旦身凉。留玑为侍中，玑见朝政日非，叹曰：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
张仲景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殊荣，被世人尊为「医圣」。著有《伤寒杂病论》，是中国最早一部结合了理论与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
一本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有着自己独立的命运，连它的创造者也无能为力。对于一部名著而言，它的命运，更是像它的内容一样精彩、一样曲折动人。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辩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 《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 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南阳城东，仁济桥西，温凉河畔"，一听这个所在，南阳人，以及国内外中医中药界人士的脑海中便浮现出医圣祠那个性化的子母阙、大门。
"药王之庙遍寰宇，医圣之祠惟南阳有焉"。谁能想到，华夏大地上这惟一一座医圣祠的诞生竟依赖于一个儒生不甚可靠的怪梦。
明朝崇祯元年，兰考廪生冯应鳌病染风寒，几乎不治。一日午夜，有一黄衣金冠神人，以手抚冯，冯"百节俱活"。他问："生我者为谁？"神人自称南阳张仲景，自己的墓冢在"南阳府东四里许"，"岁久湮没，荡为平地"，要求冯应鳌为自己重起墓冢。
初听这一故事，除感觉神奇外，还觉得张仲景的行为颇有"市恩"嫌疑。冯应鳌的叙述不是给张仲景增光，倒像抹黑。此次再读这一故事，觉得靠这种灵异事件来吸引人的眼球，对于筹资修祠、树立张仲景的权威倒不无裨益。
冯应鳌曾刻"灵应碑"记载这一梦境。石碑现存医圣祠。
据石碑记载，冯应鳌病愈后不远千里赶赴南阳，在神人所说的地点见到一座庙宇---并非专祭张仲景，祭祀的是伏羲、神农与黄帝，庙内十大名医像中有张仲景，衣冠须眉，与冯应鳌"梦魂所睹者宛然"。冯应鳌还了解到，庙后确曾有古墓石碑，时光流逝，这儿已成了一片菜地。冯应鳌找到这片土地的主人祝氏，要求买下原墓冢附近的地，祝家认为他的要求是无稽之谈，菜地共有40亩，他只买其中的一小块，"世有买绫锦而剪其中之尺寸者乎？"拒绝了他的要求。
几年后，有园丁凿地掘井，获高二尺余一碑碣，上写"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打井时还出现了种种异事，人们渐渐相信了冯应鳌的说法。
据史料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唐藩王倡首，儒医越夔、沈津等创建三皇庙，此处应该就是冯应鳌病愈后来宛见到张仲景像的地方。110年后，已是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南阳府丞张三异募捐建造医圣祠，三皇庙的名称不复被人提起。当时，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叶县训导的冯应鳌再次来宛，立石记述访墓始末，并重刻灵应碑。
吴有性，字又可，约生活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60年代，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为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吴有性所处的时代，兵事频繁，温疫大流行。明末公元1641年，正当吴有性49岁的时候，当时温疫遍及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等地。
温疫，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讲的传染病，它对人类的危害很大，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温疫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
我国古代的传染病不断流行，使大批人员死亡。特别明清两代更是大量发生。据有人统计，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间发生了74次，可见传染病流行之频繁。我国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视。《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干金方》、《外台秘要》等著名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的经验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不系统。到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温疫大流行，许多医生仍找不到好的治疗办法，而墨守伤寒法治温疫，以至治疗效果很差。吴有性亲眼目睹当时一些传染病流行地区“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的惨景，于是刻苦钻研，不顾自己安危，深入到传染病流行区，进行医疗实践。他深感自古医道详伤寒而略温疫，而对当时大流行的疾病辨为温疫，按疫施治，果然大获良效。通过反复详细研究，静心穷理，结合他自己丰富的治疗经验，并进行分析总结，整理发挥，终于在祟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温疫学专著――《温疫论》。
《温疫论》是吴有性唯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五十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三十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当然吴有性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医学家一样，都有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如他虽发明了“戾气”学说之千古绝唱，把致疫因子的基本特征和致病特点做了许多正确描述，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微生物科学，只能是一种科学假说；他提出寻找针对性药物，通篇体现的仍然是以攻下祛邪为主体的辨证论治，故也只能是一种启示后人的理想，这些都是不应苛求的。书中还误将鹤膝风、老年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也归入疫病范畴。虽提出反对妄投寒凉的正确主张，但对黄连只能清“本热”，不能清“邪热”，反对用黄连治疫的认识则欠确当。认为“温病”、“温疫”、“瘟疫”三者无区别的“正名”也是不恰当的，温病与温疫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温病包括温疫，温疫只是温病的一种。吴氏对疫病的治疗方法尚欠丰富，尤其对预防措施论及甚少。尽管吴氏有些错误论点、偏见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吴氏以他的医学实践和聪明才智、创新精神，在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2005-12-09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灾疫肆虐的年代。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在《七哀诗》中描述了当时惨痛的一幕："出门无所见，白骨蔽于野。路有饥女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曹植则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就是南阳人张仲景生活的年代。据史料记载，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约生于东汉和平元年（150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但不到十年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疫病，因此他立志学习医术。他起初拜同族叔叔张伯祖为师，因他聪慧过人，又勤于钻研，不多久就青出于蓝；但他成名以后，依旧好学不倦，只要得知某位医师医术高明，不惜长途跋涉，也要登门请教。
张仲景曾为长沙太守的说法广为流传。北宋林亿等校定的《伤寒论·序》注："张仲景，南阳人也，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1981年，在南阳医圣祠发现一块古墓碑---此碑后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碑座后方有隶书"咸和五年"四字，碑正中题"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之墓"， "咸和五年"是公元330年。
传说其为长沙太守时，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即停办公事，在大堂上置案诊病，称为"坐堂"，故至今仍有药店称"堂"，如同仁堂、长春堂、胡庆余堂等；药店应诊医生为"坐堂医生"。后世尊称仲景为张长沙，其方为长沙方，亦源于太守之说。
有关张仲景医术卓绝的传说甚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为王粲（仲宣）诊病一事，"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信。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所言。"中医知人生死，神乎其技。但"五石汤"既然如此之神，为何张仲景医书中并无记述，不能不让人生疑。不过，此事倒反映了张仲景"不治已病治未病"、重治不如重防的观点。 这一轶事在《甲乙经序》、《太平御览》中有过不同版本的记载。
传说张仲景到桐柏山采药，遇一人求诊，曰："子之腕有兽脉，何也？"其人实告："吾乃老猿也。"仲景以囊中丸药与之，一服即愈。老猿知恩图报，翌日扛一根木头送给张仲景，说："此万年桐也，聊以相报。"仲景用这块木头做了两个古琴，一曰古猿，一曰万年。诊治桓帝
《神仙通鉴》记曰：元嘉冬，桓帝感寒疾，召玑（机）调治。病经十七日，玑（即：机，张仲景名）诊视曰：正伤寒也。拟投一剂，品味辄以两计，密覆得汗如雨，及旦身凉。留玑为侍中，玑见朝政日非，叹曰：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
张仲景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殊荣，被世人尊为「医圣」。著有《伤寒杂病论》，是中国最早一部结合了理论与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
一本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有着自己独立的命运，连它的创造者也无能为力。对于一部名著而言，它的命运，更是像它的内容一样精彩、一样曲折动人。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219年，张仲景去世。失去了作者的庇护，《伤寒杂病论》开始了它在人世间的旅行。在那个年代，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流传开来十分艰难。
时光到了晋朝，《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医令在偶然的机会中见到了这本书。书已是断简残章，王叔和读着这本断断续续的奇书，兴奋难耐。利用太医令的身份，他全力搜集《伤寒杂病论》的各种抄本，并最终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著论22篇，记述了397条治法，载方113首，总计5万余字，但《伤寒杂病论》中杂病部分没了踪迹。王叔和的功劳，用清代名医徐大椿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
王叔和与张仲景的渊源颇深，不但为他整理了医书，还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关于张仲景的文字记载。王叔和在《脉经》序里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
之后，该书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受到医家推崇。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可以想像，这部奠基性、高峰性的著作让人认识了它的著作者，并把著作者推向医圣的崇高地位。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伤寒杂病论》焕发青春的一个朝代。宋仁宗时，一个名叫王洙的翰林学士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被虫蛀了的竹简，书名《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似，另一部分，是论述杂病的。后来，名医林亿、孙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订《伤寒论》时，将之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论》对照，知为仲景所著，乃更名为《金匮要略》刊行于世，《金匮要略》共计25篇，载方262首。至此，《伤寒杂病论》命运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全部出场了。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订本。除重复的药方外，两本书共载药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这两本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四部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另有一种说法，中医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辩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 《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 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南阳城东，仁济桥西，温凉河畔"，一听这个所在，南阳人，以及国内外中医中药界人士的脑海中便浮现出医圣祠那个性化的子母阙、大门。
"药王之庙遍寰宇，医圣之祠惟南阳有焉"。谁能想到，华夏大地上这惟一一座医圣祠的诞生竟依赖于一个儒生不甚可靠的怪梦。
明朝崇祯元年，兰考廪生冯应鳌病染风寒，几乎不治。一日午夜，有一黄衣金冠神人，以手抚冯，冯"百节俱活"。他问："生我者为谁？"神人自称南阳张仲景，自己的墓冢在"南阳府东四里许"，"岁久湮没，荡为平地"，要求冯应鳌为自己重起墓冢。
初听这一故事，除感觉神奇外，还觉得张仲景的行为颇有"市恩"嫌疑。冯应鳌的叙述不是给张仲景增光，倒像抹黑。此次再读这一故事，觉得靠这种灵异事件来吸引人的眼球，对于筹资修祠、树立张仲景的权威倒不无裨益。
冯应鳌曾刻"灵应碑"记载这一梦境。石碑现存医圣祠。
据石碑记载，冯应鳌病愈后不远千里赶赴南阳，在神人所说的地点见到一座庙宇---并非专祭张仲景，祭祀的是伏羲、神农与黄帝，庙内十大名医像中有张仲景，衣冠须眉，与冯应鳌"梦魂所睹者宛然"。冯应鳌还了解到，庙后确曾有古墓石碑，时光流逝，这儿已成了一片菜地。冯应鳌找到这片土地的主人祝氏，要求买下原墓冢附近的地，祝家认为他的要求是无稽之谈，菜地共有40亩，他只买其中的一小块，"世有买绫锦而剪其中之尺寸者乎？"拒绝了他的要求。
几年后，有园丁凿地掘井，获高二尺余一碑碣，上写"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打井时还出现了种种异事，人们渐渐相信了冯应鳌的说法。
据史料记载，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唐藩王倡首，儒医越夔、沈津等创建三皇庙，此处应该就是冯应鳌病愈后来宛见到张仲景像的地方。110年后，已是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南阳府丞张三异募捐建造医圣祠，三皇庙的名称不复被人提起。当时，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叶县训导的冯应鳌再次来宛，立石记述访墓始末，并重刻灵应碑。
吴有性，字又可，约生活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60年代，江苏吴县人，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为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吴有性所处的时代，兵事频繁，温疫大流行。明末公元1641年，正当吴有性49岁的时候，当时温疫遍及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等地。
温疫，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讲的传染病，它对人类的危害很大，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温疫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
我国古代的传染病不断流行，使大批人员死亡。特别明清两代更是大量发生。据有人统计，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间发生了74次，可见传染病流行之频繁。我国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视。《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干金方》、《外台秘要》等著名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的经验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不系统。到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温疫大流行，许多医生仍找不到好的治疗办法，而墨守伤寒法治温疫，以至治疗效果很差。吴有性亲眼目睹当时一些传染病流行地区“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的惨景，于是刻苦钻研，不顾自己安危，深入到传染病流行区，进行医疗实践。他深感自古医道详伤寒而略温疫，而对当时大流行的疾病辨为温疫，按疫施治，果然大获良效。通过反复详细研究，静心穷理，结合他自己丰富的治疗经验，并进行分析总结，整理发挥，终于在祟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温疫学专著――《温疫论》。
《温疫论》是吴有性唯一一部传世之作。共二卷。卷一载论文五十篇，主要阐发温疫之病因、病机、证候、治疗，并从中参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卷二载论文三十篇，着重叙述温疫的各种兼挟证治，还设立了多篇有关温疫的质疑正误及疫疠证治的辨论文章。
《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温疫论》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温疫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温疫论》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该书认为：“木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气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书中说：“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温度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些，即所谓“邪毒犯育”时，即不厌“急证急攻”。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温疫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代一些著名医家如戴北山、杨栗山、刘松峰、叶天士、吴鞠通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温疫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创造。我国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温病学说。温病学说，渊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在温病学说的发展过程中，《温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的贡献是很大的。直至今天，我国应用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取得了很高的疗效。而其中很多地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温疫论》的理论和经验。 当然吴有性同历史上所有的伟大医学家一样，都有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如他虽发明了“戾气”学说之千古绝唱，把致疫因子的基本特征和致病特点做了许多正确描述，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微生物科学，只能是一种科学假说；他提出寻找针对性药物，通篇体现的仍然是以攻下祛邪为主体的辨证论治，故也只能是一种启示后人的理想，这些都是不应苛求的。书中还误将鹤膝风、老年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也归入疫病范畴。虽提出反对妄投寒凉的正确主张，但对黄连只能清“本热”，不能清“邪热”，反对用黄连治疫的认识则欠确当。认为“温病”、“温疫”、“瘟疫”三者无区别的“正名”也是不恰当的，温病与温疫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温病包括温疫，温疫只是温病的一种。吴氏对疫病的治疗方法尚欠丰富，尤其对预防措施论及甚少。尽管吴氏有些错误论点、偏见和缺憾，但瑕不掩瑜，吴氏以他的医学实践和聪明才智、创新精神，在中国医学乃至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2005-12-09
